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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不是撒点钱，然后就“你想涨，想涨就能涨”的。

        进入2015年后，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，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，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“黔驴技穷”。无论是中国、日本还是美国，“流动性陷阱”似乎成了“通病”——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，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、提升通胀。

        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（G20）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7月23日、24日在成都举行，如何应对上述症结成为重要议题。24日公布的G20公报重申，要用尽一切工具，结合货币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，以实现强劲、可持续、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。

       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4日表示，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，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，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。此外，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。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，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；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，放松管制，促进竞争，推进金融部门改革。

        货币政策“颓势”显而易见

        7月21日，欧洲央行召开自英国公投脱欧后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。结果，欧洲央行选择按兵不动，维持三大主要利率、QE购债规模（每月800亿欧元）不变，这与英国央行的表态如出一辙。此前，全球央行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纷纷表示出扩大货币宽松的意图，眼下却纷纷选择观望。

        今年以来，中国央行也对降准等措施有所顾虑，M1（狭义货币）和M2（广义货币）数据间的“剪刀差”不断扩大，并在今年6月创下新高，这令中国企业的“流动性陷阱”备受关注。甚至有学者表示，降准及全年M2增长13%的必要性正在下降。

       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，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，西方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，相比之下，中国仍可动用财政空间来辅助结构性改革。

        无独有偶，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近期表示，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、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。应更重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。例如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包括降低企业成本、扩大社会需求、改变供需两弱局面，并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。

        盛松成认为，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，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。截至2014年底，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，与当年GDP的比为39.2%；中国企业税负较重，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，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。2013年，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.8%。

        “经测算，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%，甚至更高水平（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.1%，2015年为3.5%，首次超过3%）。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，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，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。”盛松成说。

        美法财长谈结构性改革时都提及中国

        楼继伟23日在G20会议上表示，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、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。

        法国经济、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·萨潘24日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结构性改革是此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，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手段，G20国家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。结构性改革，各国都不一样，不应该泛泛而谈，而是聚焦于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产业，都应该有具体措施。比如，中国钢铁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比较有代表性。

        他表示，结构性改革有一些优先的领域，比如贸易和投资、劳动力市场、基础设施、财政的可持续等。此次会议也通过了一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，如就业率、劳动生产率等。

        对于具体的结构性改革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·卢在G20会议期间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，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困难，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取代结构性改革，“如果中国能够以财政空间辅助改革，例如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，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就能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失业、低技能员工度过过渡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其实，中国今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效显著。例如，此前国有企业挤占了大量资源，且大量债务得到政府刚性兑付。然而，新的大环境是，政府希望打破刚兑现状，鼓励通过市场化处理债务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 数据统计显示，截至6月30日，国内债券市场今年上半年发生42起债券违约事件，其中8只债券由担保人代偿。此外，还有29只债券发出兑付风险警示。一系列数据远超2015年全年。

        G20会议期间，当被问及“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”时，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，“helpbutnotbailout!”（中文意为“援助但不兜底”）

        “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何时参与，当出现系统性风险，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，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，”楼继伟强调，“这是纳税人的钱，要评估这给纳税人的损失，不轻易进行财政干预。”

        楼继伟同时表示：“政府不能不作为，而作为就是预防，即宏观审慎监管。就重大金融风险而言，尤其是‘太大而不能倒’的金融机构，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，这时宏观审慎管理就要及早防范。”

        除了合理运用财政空间，税收也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。在各国期望从结构性改革的根源上探寻经济复苏的出路时，税制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。

        楼继伟23日表示，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。

      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秘书长古利亚（AngelGurria）也认为，税收政策是G20结构性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税收政策能够推动劳动参与率，提高对劳动力的投资，推动平衡区域的差异和国内的差异。

        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，举办了税收高级别研讨会。多国财长都表示，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。